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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①短期对策与长效措施并举 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作者：郭君平、刘合光、曲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精神的深化细化和实化，明确了未来区域性防贫战略应以脱贫不稳定村（乡）、边缘易致贫村（乡）为基本瞄准单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任务，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则是底线的底线，必须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整村整乡返贫，顾名思义，是指某一建制村或乡镇区域内同时出现较大数量的返贫人口；相较因变故或生计挫折所致的偶发性、零散型个体返贫现象，整村整乡返贫是外部风险冲击与群体贫困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兼具短期集中爆发、局部密集返贫、传染效应以及链式反应等多重特征，其发生机理与社会影响更为复杂，亟须引起各界更多关注和重视。

　　当前，受国际形势变化、新冠疫情反复、极端天气冲击、地质灾害多发以及政策缺位或退出失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来较大挑战。例如，部分地区出现农畜牧产品严重滞销、卖难问题，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经营性收入大幅减少；部分地区外出务工渠道受阻，灵活就业岗位供应不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被迫返乡）的工资性收入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为防控疫情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控，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生产资料难以得到及时补充（经营成本上涨）；部分地区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因灾返贫”等，不一而足。

　　那么，如何防止整村整乡返贫？这既需要短期采取保障性防范性对策，也需要长期采取长效性发展性行动。

　　从短期来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抓综合保障，兜底覆盖脱贫监测户的基本生计。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脱贫监测户，要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以及特困人员救助等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切实做到应纳尽纳、应保尽保；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农户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另一手紧抓防贫保险，及时化解脱贫监测户的生活生产风险。鼓励各地多渠道筹措社会帮扶资金，为脱贫监测户购买防贫保险。防贫保险立足“未贫先防”和“扶防结合”，通过“政保联办、群体参保、基金管理、阳光操作”的运作模式，以市场化机制筑牢返贫致贫“拦水坝”，可确保脱贫监测户的可支配收入相对稳定，从而有效解决边脱边返、边扶边增的“沙漏式”减贫困境。

　　从长期来看，应多管齐下，形成长效机制。一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帮扶。始终把乡村特色产业作为致富支柱，按照“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突出特色、连片开发”的要求，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健全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奖补、技术指导、小额信贷、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脱贫监测户“嵌”入“产业链”，从而获得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瞄准返乡脱贫劳动力，强化就地就近就业帮扶。主要举措包括开发公益性岗位稳岗、支持农村创业增岗、推广以工代赈拓岗以及壮大县域经济扩岗。

　　三是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让成员公平共享更多红利。新型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优化农村分配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未来可在明晰村集体内部成员权的基础上，以股权为纽带跨村建立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集体经济多村联营制，以最大化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四是开展“志智双扶”，提升脱贫监测户自我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扶志”与“扶智”仍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既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对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庄严承诺，更道出了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还应帮助脱贫监测户破除“等、靠、要”思想，不断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防范化解整村整乡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尤其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应聚焦政策衔接，千方百计为薄弱村（乡）脱贫监测户增收创造条件，优化整合各方资源，下足“聚力增长”功夫，做实精准帮扶文章，稳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砥砺奋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3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对外传播力提升研究”(20LLGLC066)的阶段性成果）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